拍品名称：

张大千 临王蒙《夏山高隐图》

图录号：

19

年代：

暂无

艺术家：

张大千

材质：

立轴 设色纸本

作品分类：

尺寸：

158×71cm

估价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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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交价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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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K：0
USD：0 GBP：0 EUR：0

拍卖公司：

上海道明

拍卖会名称：

2015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

专场名称：

中国书画专场

拍卖时间：

2015年12月16日

备注：

声 明：

题识：夏山高隐。蜀人张大千爰，税牛厂作。
印鉴：张爰大千父、大风堂说明：
一、本件拍品为沈怡先生旧藏，并得自先生家属；
二、本件拍品已收录于《千山大千》P6667，台湾艺术图书公司，2015年12月。

“在王蒙之后六百年，没有一位画家能比他（张大千）更积极彻底地了解王蒙。”
“事实上，在元代画家中，最适合大千先生性向的是王蒙，他最喜好的是王蒙，收藏最富的是王蒙，功夫下得最深的是王蒙，得益最多的也是王蒙。”
—《王蒙研究》卢辅圣著
《关德懋先生访问记录》记载，1953年关德懋受郑介民（时任“国家安全局长”）委托，曾携张大千、溥儒画作各一幅由台北至曼谷，赠与泰国商人王凤翙，王又将之转赠时任联合国远东防洪局局长的沈怡。又据沈怡先生家属回忆，本幅张大千《夏山高隐图》为沈先生在泰国期间所得，应即为关德懋所携之作。
本幅为张大千仿元人王蒙《夏山高隐图》而作。原图现藏北京故宫，民国初年曾归韩慎先，韩氏以之为镇宅之宝，并自号曰夏山楼主。张大千曾经借临数过，除本幅外，有图可考的有以下三幅：
其一，“丁亥二月夏山楼巡归背临一过”（见香港佳士得2008年春拍第994号拍品）；
其二，“临黄鹤山樵《夏山高隐图》。丁亥四月，大千居士临此巨作，题赠李秋君女士。”（《王蒙研究》P270，第十四条载，上海书画出版社，2006年7月）；
其三，见《中国画技法史研究丛书·王蒙》P54，图72（上海书画出版社，1999年12月）此幅落王蒙原款。
众所周知，在张大千的法古对象里，他于王蒙用功最勤，盖因“（王黄鹤）法门最为广大”。然则，在短短一两年间对临背临此图至少四遍，亦可窥见张大千对《夏山高隐》的偏爱。
清人李佐贤在他的《书画鉴影》中对王蒙的《夏山高隐图》有相当详细的描述：“微着色，兼工带写。下段右方林屋中，高士据床而坐，旁一童捧盘，庭前一童调鹤，左方室内外各一人，中间林荫繁荟，流泉下注。两山缺处一人捧敕前来，当系使臣征召高士者。中断两山间，三露梵宇，一露茆屋，大壑奔泉，潆洄曲折。上段高山峻岭，瀑布孤悬。”
王蒙创作《夏山高隐》图的时间是1365年，元朝覆亡在即，王蒙也即将结束于张士诚麾下任“长史”的经历，重新归隐黄鹤山。是时，王蒙58岁，处于艺术创作的承上启下期。而这一阶段性，在《夏山高隐》中得到相当充分的体现，尤为是对于披麻皴的改造，以及山体结构的排布对于作品整体气势的营造。这种改变，更适合表现江南松软的土质和夏天植被葱茏、繁盛的景致。
几乎可以肯定的是，王蒙的《夏山高隐》图是对自己生活状态的一种写照，其明证是“两山缺处一人捧敕前来，当系使臣征召高士者”；而张大千此摹本创作于成都西郊之税牛庵中，正是张大千避居青城山期间，两相对照，古今同心境。
张大千购置税牛庵是在1947年初，作为他与徐雯波的婚房之用。此一时期的张大千，各方面的都处于最佳状态，同样的，这一时期的也是公认的张大千临古作品的巅峰阶段。
大千此临，构图与原作基本相若，位置变化差异甚微，人物形态及建筑错落相似，底溪泉入河道处增绘水面数分，使画面更显完整。与原迹比较，张大千在整幅图中山石的渲染，笔墨的疏密浓淡，光影之明暗对比，设色之浓艳靓丽等方面无不切入自己的主观强调，多体现张大千自己的笔墨习性，所谓得其形神而自有法度。